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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奥运开幕创意棒场面宏大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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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笔小记

创建于：20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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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五国观众反应：奥运开幕创意棒场面宏大惊人！本文由倍可亲网友[ 张行行 ] 于 2008-8-9 23:55 上贴原文网址：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696374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惊艳世界。本网驻首尔、纽约、巴黎、悉尼和内罗毕记者对此进行了如下记录。亚洲首尔，8月8日21时开幕式表演创意棒 “奥运会开幕式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我的心。没想到后面的表演越来越精彩，让我越来越喜欢，一步也不愿意离开电视机。了不起！真的太了不起了！”韩国KBS广播电台中文节目主播宋银淑8日晚上在家里这样描述她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观感。 8日晚上，宋银淑和家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期待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她对开幕式中振翅飞翔的和平鸽印象深刻，但她最喜欢的还是《梦想》中的地球造型，特别是一名运动员在水中振臂畅游的画面，让她浮想联翩。她说:“梦想的创意太棒了，意境深远，让人想到人类共同的命运，想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北京奥运口号。” “这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出色的一次奥运会开幕式。不能到现场去观看这样的演出，是我最大的遗憾。”宋银淑这样说道。在奥运开幕之际，首尔各地举行了各种迎接奥运会的活动。在首尔市中心的清溪川广场，人们将写有对奥运会和韩国运动员祝福的红色、黄色的丝带系在广场周围，表达对奥运会的美好祝愿。8日晚上，几百名韩国市民兴致勃勃地聚集在广场前临时搭建的大屏幕电视前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开幕式在充满东方韵味的击缶表演中开始时，广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驻首尔记者李拯宇干玉兰）欧洲巴黎，8月8日14时相信会有更多惊喜巴黎时间2 0 0 8年8月8日1 4时，法国巴黎近郊克里希市一家餐厅内，几名已经用餐完毕的客人却没有离开。他们依旧坐在餐桌前、吧台旁，手持一杯红酒，目光却全部集中在餐厅的电视屏幕上。他们在等待，等待法国电视2台即将转播的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随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餐厅里的客人纷纷向电视机前聚拢，而当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被绚丽的焰火点亮，本来十分安静的餐厅里瞬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他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很棒的主意，能够让运动员和观众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氛围。开幕式仅仅是开始，我相信一场精彩的演出才刚刚拉开帷幕。” 一对还没有用餐完毕的中年夫妻也放下了手中的刀叉，聚精会神地看起了电视转播。这位先生说:“中国是新兴国家的代表，奥运会能够在这样的国度举行可以说是世界的进步。开幕式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开端，相信北京奥运会还会给世界更多的惊喜。” 坐在对面的夫人也“积极踊跃”地发言:“我一直在通过媒体和网络关注北京奥运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我看到了北京的努力，看到了北京如何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并最终迎来今天奥运会的开幕。非常为北京高兴，相信北京奥运会一定会成为一次完美的盛会。”（驻巴黎记者尚栩）美洲纽约，8月8日8时北京定将震动世界美东时间8日上午7时40分左右，记者来到非常热闹的纽约时报广场，这时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近20分钟。由于北京奥运开幕的时间是当地星期五的上午，匆匆忙忙的上班族在大街上仍然是熙熙攘攘，加上大批过往车辆，清晨的时报广场显得非常喧闹。设在时报广场显要位置的美国NBC电视台新闻大屏幕，此时正在播放有关奥运会的一些宣传片段。记者在奥运会开幕前后对过往行人进行了采访。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知道北京奥运会在当天开幕，并向北京奥运会表示真诚的祝贺。绝大部分人也知道，美国的转播要延迟到美国当晚才能播出。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表示，他们会观看当晚播出的有关奥运会的开幕盛况。一名叫布朗的男子表示，他非常热爱中国，虽然不能与中国人民在同一时间观看比赛的实况，但他坚信，中国人总是在创造奇迹，总是做出令世人震惊的事情，北京奥运会一定会让世界再次震动。一名叫柯兰的女士在时报广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原来并没有去北京访问的打算，但由于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激发了我去那个城市看一看的念头。中国是一个如此神奇的国家，对我们来说充满了吸引力和好奇。虽然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消息，但我敢肯定地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非常好奇，这个每天在影响我们生活的国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一定会找机会去北京看一看。”（本网驻纽约记者王建刚）大洋洲悉尼，8月8日22时场面宏大令人吃惊当奥运会开幕式开始的时候，昔日繁华的悉尼已经快成为一座空城了。记者在悉尼市发现，喜欢夜生活的悉尼人多数都已经回家。“我们喜欢运动，喜欢奥运，更喜欢由古老的中国举办奥运会，”大学教授克里斯蒂说。 “今夜属于中国，” 一位叫克里斯蒂女士对记者说。出租车司机吉姆对记者说，他平日是从下午到午夜的时间工作，但今天晚上要早点结束工作，因为有奥运会开幕式，他要回家与家人一起看电视。 “我和我的家人早就盼望这个奥运会。对我来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相信中国人会用他们的智慧举办一届最精彩的运动会。”吉姆说。名叫大卫·培恩的澳大利亚工程师一边看电视，一边对记者回忆起当年悉尼奥运会的情景，“当时就是一个节日，一个快乐的全民性的节日。我相信中国的北京也一定充满节日气氛”。他说，他很高兴能和华人朋友一起庆祝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我刚才看了开幕式，场面之宏大简直让我吃惊。这届奥运会开幕式非常具有中国特点。这是一届传统与现代结合得非常完美的开幕式。” （驻悉尼特派记者江亚平）非洲内罗毕，8月8日15时拉近与和平的距离北京时间8月8日晚8点，内罗毕时间8月8日1 5点。对于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远在东非的肯尼亚和索马里两国民众8日表达了热切期盼的心情。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民族日报》和《旗帜报》当天都发行了奥运特刊，对奥运历史、肯尼亚代表团以及北京奥运会准备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多家肯尼亚报社和电视台已提前派记者前往北京，从肯尼亚人的角度来深入解读北京奥运会。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家孔子学院———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8日组织学生集体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学生拉希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开幕式反映出中国在各个领域的文化成就，使他进一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在肯尼亚的邻国索马里，尽管该国过去1 7年来一直战乱不断，但当地百姓仍对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充满期待。驻摩加迪沙报道员阿卜迪拉赫曼·瓦尔萨迈告诉记者，他8岁的长子穆罕默德从今年1月开始就一直在数着日子盼奥运。瓦尔萨迈说，对于索马里民众而言，奥运会不仅传递了和平的信息，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使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窗外纷飞的战火。两名索马里运动员的参赛也进一步激发了当地民众的热情，看着自己的同胞与各国运动员一起在奥运赛场上竞技，将让饱受战乱之苦的索马里人民感觉自己与世界、与和平的距离又近了一些。（驻内罗毕记者赵卓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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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笔小记

创建于：200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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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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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2008-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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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1898~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升为团长。1928年4月参加共产党，组织了平江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中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元帅军衔。彭德怀元帅为中国革命以及国家和军队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平江起义上井冈　　彭德怀出身于湖南湘潭县一户穷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只读过两年书，十岁就靠给人放牛维持生计，饱尝了富人的凌辱和压榨。他还当过挖煤工人和修堤的苦力。彭德怀生性刚强正直。从小就对剥削阶级的压迫剥削充满仇视。　　1916年3月，彭德怀（当时名彭德华）投到湘军当了一名二等兵，由于作战勇敢几年后升为连长。与黄公略等青年秘密组织了“救贫会”，因秘密处死恶霸区盛钦遭通缉而逃离部队。　　1922年8月，彭得华改名德怀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次年毕业，在湘军中任连长。1926年任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在自己的营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他所在的一营各连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该会章程的核心就是“救贫”。1928年初彭德怀升任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团里成立了党委会，自任党委书记。　　1928年7月22日，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与膝代远一起率领他的第一团发动平江起义，建立起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同年十一月率部向井冈山进军。从此开始了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到1930年春，率部把湘赣边区根据地扩大到十个县城的范围。同年七月率部进攻长沙，三天打了四仗，追击敌人百余里，顺利攻占长沙城。筹款数十万元，缴获枪械四千余支，解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千人，招收红军战士七千余人。这是红军建立初期的一次辉煌胜利。　　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后，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反“围剿”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他率第三军团配合一军团一举歼敌万余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战斗异常激烈，敌人两个团占据有利地势把我军一个连压在山腰。在危难之际，彭德怀挥刀杀出，身先士卒，一个猛冲重创并击溃了敌人，为受压制的连队解了围，随后率部组织反击，消灭了这股敌人。在毛泽东受排斥后，协助组织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彭德怀始终率兵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而苦苦地冲杀。　　2．横刀立马长征路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彭德怀较早地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对荒唐的军事指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作为一个军团的领导无力左右局势，虽然率部奋勇冲杀，但却不能挽回根据地被丢光的颓势。　　彭德怀在江西率红三军团开始了长征，他指挥部队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进入湖南境内，与湘军展开激战。他亲率两个团抢战湘江渡口，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个昼夜，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安全渡过湘江。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赞成更换领导。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决定把一、三军团和干部团交彭德怀指挥，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北渡赤水、回师攻娄山关。娄山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彭德怀亲临前沿察看地形，然后以两个团迂回敌后，两个团正面进攻，经夹击夺占娄山关。随后乘胜直逼遵义城。敌人急调两个师的兵力增援遵义守军。彭德怀在城西老鸦山一带以逸待劳，伏击敌人，经激战击败了敌军，再占遵义城。这是红军开始长征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935年夏，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提出了与中央相背的进军路线，在危机关头，彭德怀坚决支持北进陕甘边区的意见。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川甘边界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与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中央成立五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嫁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俄界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随陕甘支队一纵队到达陕北保安县的吴起镇，不久，彭德怀率二、三纵队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五军会合。红军到达陕北后，敌人几个师的兵力追击而来。毛泽东当即对彭德怀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立即布置歼敌阵势。10月21日，彭德怀率师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对准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下手，一举将该团歼灭。随后又打垮了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团。红军乘胜进攻，打挎了敌人另外三个团。敌人受此迎头痛击，溃退回去，不敢进入陕北根据地。吴起镇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异常兴奋，立即挥毫赋诗一首：“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足见毛泽东对彭德怀军事才能和功绩的肯定。但彭德怀不居功自喜，立即把诗的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3．血雨腥风战太行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方针，同时，根据自己对形势的认识，提出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原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1937年底，彭德怀等率兵东渡黄河，深入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过八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在国民党七十万华北驻军全面崩溃、十万日寇疯狂进攻的条件下，硬是逆敌而进，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华北平原展开了全面游击抗战。到1938年底，建起了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三块根据地，发动民众数十万人，八路军的队伍也由三万人上升到十五万人之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初步形成规模。　　抗日战争中，既是坚持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方针，又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制造的磨擦。彭德怀是位敢打敢拼的勇将，历来对反动派仇视痛恨，对阎锡山、蒋介石的进逼也窝着一肚子火，但还是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团结抗日的方针。对待国民党军队制造的磨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必要的还击，但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完了仍回到统一战线上来。　　1939年秋至1940年春，侵占华北的日军利用国民党制造内部磨擦的时机，逼迫数百万民工在华北大平原上推行“囚笼”政策。深沟高垒连筑碉堡；使公路高出地面五尺以上。刘伯承一眼看穿了敌人策略，日寇是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实行严密的“囚笼”政策。日军的企图得逞，我军在敌后的活动将极其困难。彭德怀提醒广大指战员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朱德和彭德怀下令八路军各部队立即对敌筑路、沿途设施、守备兵力等进行侦察。　　1940年7月，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的破袭正大路线战役预备命令发至各部队，同时上报中央军委。8月8日发出战役命令。命令发出后，各根据地军民情绪极其热烈，出击兵团掀起练兵和爆破热潮。8月20日，破袭战陆续展开，并迅速推向高潮。初定二十二个团参战，由于抗日军民痛恨日军至极，皆勇跃参战，使参战部队竟然达到一百零三个团。因此，后来称这场战役为“百团大战”。这场敌后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持续三个半月时间，作战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获日军二百八十多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拔除据点二千九百个，破坏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五百余公里，缴获各种炮五十余门、枪五千八百余支。这场战役沉重地打击了驻华北的日伪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迎来了日寇更加残醋的进攻，彭德怀坚持战斗在最前线，顶住了日寇的进攻，用鲜血保卫了根据地，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4．纵横驰骋大西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旨在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此时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受命率西北野战军转战于西北战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陕北，胡宗南部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我西北野战军只有二万六千人，装备很差，给养不足，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彭德怀是善打硬仗的将领，他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央机关撤出延安之后，开始利用运动战方式寻机歼敌。首先，他利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狂妄情绪和急于寻我主力决战的心理，以一部兵力将敌主力诱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另将六个旅的我国北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七十里处的青化贬附近，在此设伏待敌。彭大将军料事如神，在此等待两日后，敌三十一旅大摇大摆地钻入了我军布下的口袋。彭德怀一声令下，我军两头封堵，战斗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歼灭三十一旅直属队和九十二团计二千九百人，旅长被生浮。　　胡宗南吃亏之后，总结教训，采用“方形战术”，以“滚筒”形式前进。彭德怀立即针锋相对地改变战术，即以少量部队牵着敌人兜圈子，使敌十万大军进行武装大游行。设法把敌人拖垮拖散。牵着敌人走了十几天，终于抓到了机会，乘敌后方蟠龙镇空虚，集中主力攻下蟠龙镇，全歼守敌六千人，活捉敌旅长，缴获了堆集如山的物资。另外，还在羊马河歼敌一三五旅计四千七百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打掉了敌人的气势，稳住了西北战局。　　在稳住局势之后，我军掌握了西北战场的主动权。彭德怀率军北上榆林，在沙家店利用兵家之大忌，侧水、侧敌，仅用一天时间就消灭敌整编三十六师。此举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使胡宗南看到消灭我西北野战军的打算已成妄想。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遵循中央的部署转入战略反攻，彭德怀率师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一个军部，二个师部、五个旅，计二万八千人。彭德怀又乘胜进逼关中，攻克宝鸡。进攻延安的蒋军怕遭全歼，弃城南逃。4月22日胜利收复延安。　　取得陕北战场的胜利之后，彭德怀率军向西北横扫，克西安、下兰州、夺西宁、占银川，并和平解放新疆，一举解放西北地区的五省。西北地区的解放，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　　5. 保家卫国赴朝鲜　　1950年秋，美国侵略朝鲜并出兵轰炸我东北地区，国家面临着再次遭受侵略的威胁。朝鲜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向毛泽东紧急求援。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出兵主张。中央原定派林彪率兵入朝，但林彪称病推辞。中央只好改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于1950年10月19日晚命令志愿军渡江，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　　志愿军入朝第六天，彭德怀抓住敌人气焰嚣张，无所顾及和我军已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的情况，立即发动了第一战役，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将敌人的数团、数营分割开来，然后各个歼灭之。经过十三个夜昼的激战，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万五千人，扼制住了美军的攻势，解救了朝鲜民主共和国的危难，使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站住了脚。　　麦克阿瑟不甘心于失败，于11月7日组织反扑。彭德怀下令主动后撤三十公里，示敌以弱，以少量兵力边打边退，故意骄敌。待美军进入我军设入的圈套之后，彭德怀下令，滞后部队断敌退路，两翼部队分割包围敌人。志愿军把敌人的几个师压入一个狭小的区域，集中火力猛打，敌人立即溃不成军，争相逃命。美军及伪军一口气退回去二百公里。我志愿军一举歼敌三万六千多人。乘胜追击，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初步扭转了战局，这即是入朝后的第二战役。　　1950年12月31日，我志愿军冒雪发动了入朝后的第三战役，激战八天，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攻占了汉城。志愿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再接再厉，于1954年1月27日，经过八十五天的奋战，取得了歼敌七万八千人的重大胜利。骄横的侵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被撤了职。　　1951年4月22日，彭德怀发起了第五战役，到6月10日战役结束时，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迫使美军提出谈判要求。随后又指挥中朝联军粉粹了敌人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共歼敌十五万多人。最终迫使美国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转危为安，还保卫了我国的安全，保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战争胜利之后，就连斯大林也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军事家”。　　6．铁骨铮铮持正义　　1952年4月，彭德怀奉命归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呕心沥血地为国防建设努力工作，利用疗养期间上海岛、进坑道，走遍了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他对军队在和平环境下的编制体制进行了改革，组建了技术兵种，实施正规化军事训练，使我军实现了从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他敢于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方针和口号，后又写信给毛泽东，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这些正确的意见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佑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遭受不白之冤的暴风雨般的批判时，彭德怀并没有低头，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为了使党的路线更正确而开展批评并没有错。1962年，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会议给他的罪名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他忠实于党的事业，一旦有工作的机会，仍全力以赴地为党工作而不计较地位高低。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进一步受到迫害和摧残。这位铁骨铮铮的元帅，在七十六岁高龄时终于熬不过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而逝。　　197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彻底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为人民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元帅终于可以瞑目于九泉之下了。他的军事论著，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重要贡献，已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他在狱中所写材料已编辑成《彭德怀自述》出版，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的重要文献。

标题：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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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笔小记

创建于：200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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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读了这首荡气回肠的诗，我仿佛看见了彭大将军骑着战马，手拿着手枪，以一敌百，在前线英勇的杀敌。说起这首诗，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

那是1935年10月21日，毛主席得知彭大将军在战斗中歼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700人，缴获优良战马近千匹，顿时，欣喜若狂，提起手中的笔写完送给他的。我觉得这首赞扬彭德怀的诗对他形容的很贴切。彭德怀在我的眼中是一个把革命看的比什么都重，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标题：买高档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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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笔小记

创建于：200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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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沙车展，袁老看上一款奔驰车，竟然有人提出，袁老已经有了六七部车，还要买车，为什么没有人骂？不知道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不是小的时候不小心，睡觉掉到夜壶里了，还是别门给挤过了，竟然有这样的很傻很无知的想法。

袁老爱车，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买车，就是买十辆车，又怎么了？

每当看到袁老的新闻，心中难免肃然起敬，也应该肃然起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没有袁隆平，十三亿中国人吃什么。对于这等脑残，绝对是脑残，如果他不是脑残，全世界的人都是脑残的人来讲，实在没有什么说的，只是告诉他一句话，像袁老这样的科学家，都是宝贝，是国家的宝贝，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贝。你才是垃圾，垃圾中的垃圾，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你是垃圾，绝对是垃圾中的极品。

王石、潘石屹之流的钱都花不完，为什么不骂?他们的车绝对比袁老多，会多很多，绝对比袁老的好，会好的很。北京车展，一辆价值两千多万的宾利被买走，没有人骂，只是羡慕，羡慕人家有钱，羡慕人家的幸福生活。袁老这些老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就应该吃糠咽菜，就应该骑着猛蹬125。绿色奥运，环保是值得提倡的。但不是你，你这等人绝对不是环保主义者，如果是环保，你就应该自绝人人民，你活着就是对环境的污染。

你还不愿意了，你如果愿意，人民不愿意，有良知的人更不愿意。如果每个人都吃饱饭了，怎么会有偷肉的母亲。如果袁老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是中国人的幸运，是世界人的幸运，但绝不是你的幸运，因为，你不配吃袁老的水稻，就是，吃水稻的排泄物，也不配吃。吃人饭要说人话，吃人屎的狗还知道护院，你不如狗，一个人都不如狗，那就真的不如狗。

标题：全世界为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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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笔小记

创建于：200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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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逝世的9月9日当天，纽约联合国总部立即下半旗致哀，速度之快，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1976年9月9日至18日，全世界123个国家的government和首脑先后向中国government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元首、government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我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降半旗举国致哀，其中一些国家的悼念活动长达10天。毛泽东的逝世整个地球在悲痛。在广袤的亚洲，在第三世界的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在北美和欧洲的地中海岸，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无一不在悼念这位伟人，他们给于毛泽东极高的评价和礼遇。在日本国，首相、藏相、外相，参、众两院议长，各在野party领袖和大批国会议员及友好人士共1700多人、群众1万多人到我使馆吊唁，9月18日东京举行了追悼大会副首相福田纠夫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藏相大平正芳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朝鲜，朝鲜劳动party中央总书记金日成和其他party政领导人10日亲自到我使馆吊唁。金日成含泪说，（毛泽东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Communist主义事业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各界人士以及1万多民众前往我大使馆吊唁，到9月18日最后一天，尽管下着大雨，前来的人群仍连绵不断，其中许多人是乘汽车甚至飞机从外地赶来的，很多人一见到毛主席遗像就失声痛哭起来。总统马科斯说：“毛主席是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 在斯里兰卡，government决定10日至18日全国下半旗，18日为全国哀悼日。首都1500人举行追悼大会，甘服拉、贾夫纳等8个城市也分别举行了追悼会。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巨大而不朽的贡献不仅将为中国，而且将为全世界的世世代代所铭记。” 在巴基斯坦，全国举哀7天。首都举行追悼大会，由参议长主持。在拉瓦尔品第、拉合尔、卡拉奇、白沙瓦等大城市也分别举行了追悼会。拉合尔市8000名群众抬着毛主席遗像举行了page~ant。总理布托发表声明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世界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在拥有五亿多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正直的人，主持正义的人，高尚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都承认自己充分享受到了毛泽东为我们带来的和平进步的好处，毛泽东思想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毛泽东一生是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一生，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让我们永远的记住一代巨人——中国苦难民众的救星——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永远的连在了一起。毛泽东——中国

标题：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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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笔小记

创建于：200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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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题为《愚公移山》闭幕词之后，这个典故在中国逐渐变的家喻户晓，“愚公移山”从此也成为表现中国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的精神特质的典型用语。　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实正是毛泽东的一种自况，愚公移山也是对毛泽东一生经历的一种真切描摹。因为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样，不断地进行着“移山”工程 ——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　公平地说，大部分的“移山”工程，毛泽东干的都很成功，年龄稍长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等都曾经被成功地移除过（它们现在的卷土重来则是另一回事），但最后一次“移山”工程，我指的是文革，他却干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后，伴随着一次懦弱的政变，文革成了一场惨败。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毛泽东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想通过文革移走的“山”指的是谁？文革为什么会失败？　毛泽东是追求彻底民主的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问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 “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个“窑洞对”的故事，近年来被引用的比率相当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执政党履行历史承诺，也有人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在我看来，毛泽东对这个承诺是相当认真的，并且始终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发动以“大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进行“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负责”。今天，由于历次 “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官僚阶层——的长期妖魔化，政治运动似乎成了“疯狂”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历史的真实是：“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 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这可以解释新中国前三十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1970年代末，一恢复高考制度，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觉得自己面前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的缺位，对社会下层的学子来说，向上提升的机会是充分开放的）。　从逻辑上说，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与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精英对精英的监督变得不再可能，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大众对精英进行监督的渠道，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否定政治运动，实际上就等于拒绝任何监督。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宣布“20年内不搞政治运动”，同时又明确拒绝全盘西化，不搞三权分立，演变到了今天，已经到了“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的地步，岂非偶然？　如果说，在文革前进行的政治运动，还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因此常常被当权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顺势用来排除异己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毛泽东显然想纠正这种错误，转而号召“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8月20 日）。而官僚对这一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是心知肚明的，在“二月逆流”，就有当权派官僚借陈丕显来京问题向这一口号发难：“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当然，当权派的“辩证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也心知肚明。　令人费解的是，主流知识精英在否定“政治运动”这一点上和官僚保持了高度一致，完全不愿意承认政治运动有任何民主性，这和他们在口头上经常表现出来的对民主的热爱颇不相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我想和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也同时成了大众的监督对象，失去往日的优越地位，和官僚成了难兄难弟（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关。看来，民主并不是主流知识精英所真正热爱的，他们能够主导、领导的“民主”才是他们真正热爱的。　毛泽东的努力，也得到了“窑洞对”另一方黄炎培的认同。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盛赞国家的建设成就。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当其时也，黄已逾74岁，和毛有着不同一般的私交，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奉承而故作谀词。　关于民主，毛泽东还有一段比“窑洞对”更为透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根据“批注与谈话”的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对民主的解释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了。从这段批注和谈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文革时他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的端倪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态。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说，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　愚公毛泽东的难题　那么，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一般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来概括，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概括其实忽略了一个当时最强有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或者叫“党—国精英”）。这个阶层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副产品”——由于中国革命被迫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各级官僚，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斗争经验丰富，具有捍卫政权的强烈意志，并且垄断着包括党、政、军、人、财、物在内的全部资源。　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礼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精英集团，已经荡然无存——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在敲锣打鼓地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已经被“赎买”；西方势力已经退出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处于被改造的状态——唯一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就是官僚阶层。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官僚俨然庞然大物，没有天敌：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示拥护，知识分子也很恭顺。　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后一座。对他来说，麻烦的是，这个官僚阶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亲手缔造的，并在他的带领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但现在又成了他领导中国走向民主的最大障碍。如果毛泽东能够成功找到解构官僚权力的办法，或者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官僚阶层构成有效制衡，则中国不难从此走上民主的坦途，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之，如果听任官僚控制一切，中国革命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已经获得的革命果实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丧失。　当然，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为止，这个官僚阶层基本还是“红色”的，它的革命锐气和理想主义色彩还没有完全褪去，在毛泽东的严厉监督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它还没有来得及腐败（这一点后来给文革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权利，不能对其进行制约的情况下，“红色”有可能变成“灰色”，甚至有可能变成“黑色”，所以，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实行民主。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官僚阶层还是“红色”的以及还不够腐败这两点，不仅党内干部对文革不理解，甚至党外干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曾亲口向毛泽东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官僚阶层的本质及其演变趋势。　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由官僚阶层或“党—国精英”垄断一切权力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必定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其前景，要么是继续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一个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倒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两种可能性，后一种变成现实的几率最大，而且几乎成了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主流学者对此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来作终极解释。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官僚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天敌，在列宁、毛泽东这样对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并有能力抑制他们的领袖去世之后，如果官僚决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会打破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神话、意识形态、教条和制度框架，尤其是使“人人平等”的口号变得虚伪。社会主义的失败，使资本主义显得很“成功”，重建资本主义于是成为“潮流”。至于第一种可能，则除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悲壮实验之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付之阙如，究其原因，也在于官僚们拥有垄断性权力，他们不可能发动一场以自己为对象的革命。　实际上，由于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党—国精英”长期保持红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彻底坚持民主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换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愚公毛泽东的“移山”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众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概括来说，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　这一权利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综观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被发明出来并合法化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最底层的大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话语权，他们因此拥有了反抗官僚压迫，监督精英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这种权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人权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并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今天，我们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凡是热爱互联网并且体会到互联网好处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宪法》，是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主流精英视为圣物《“五月花号”公约》。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许多批判和指控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大众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所谓“逼供信”）就成了大众监督精英时的一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必然会导致出现一些冤假错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权力的人，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官僚集团，使得巨量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成为一种必然。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大家可以去考虑。　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　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总人口中居于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不用申请，也不用注册，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大众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在今天，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极力推崇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啬地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的时代，这种矛盾的态度是令人费解的，也让人们怀疑他们追求自由的诚意。　文革的群众组织，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并成为大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创造条件。　三是创立了草根民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 ”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则负责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大众的新鲜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大众，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总之，文革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文革的失败，除了说明民主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愚公毛泽东为什么失败？　文革之所以失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关于大民主的实验，威胁了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本能的或有意识的反扑。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汉“七二0事件”：受官僚支持的群众组织和一部分部队，在明知毛泽东坐镇的武汉的情况下，仍然绑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毛泽东被迫紧急离开武汉转往上海，用当事人王力的话说，毛泽东蒙受了他成为党的领袖以后的空前耻辱。在一定意义上说，“七二0 事件”对文革历史的影响，堪比“西安事变”。它使毛泽东意识到，文革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反复才能达到，为避免迫在眼前的内战危机和全国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着手对文革的进程作出重大调整。　但“七二0事件”仍然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所希望唤起的“上帝”——即工人阶级——其实对毛泽东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在文革中，学生红卫兵只是一股突击力量，并不能决定整个文革的胜负，农民则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成了文革的对象，而知识分子也对文革持反对态度，因此文革的胜负就取决工人阶级的态度。毛泽东曾经发出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对工人阶级寄予厚望。表面上看起来，工人阶级也热烈地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各种群众造反组织，积极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并组织了“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文革的意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在“起来”之后，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争无法自拔，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使受到重创的官僚能够以整顿派性为名东山再起，即使在毛泽东明确发出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最高指示”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在文革激烈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在官僚无法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群众的情况下，受到官僚支持的“保皇派”，在客观上扮演了官僚近卫军的角色，成了“武斗” 的主要挑起者，在“七二0事件”中冲锋在前，逼走毛泽东的“百万雄师”，其基本成员正是工人。　在文革中，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政治不成熟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是文革前“17年”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社会声望很好，福利待遇也优于许多其他社会阶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你能想象西方的中产阶级会成为西方体制的革命力量吗？　但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他们不能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占领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团结的、革命的力量制衡乃至取代官僚，则他们现有的地位和利益会在一种名叫“改革 ”的历史进程中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失败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成熟，并不为过。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三千万工人的“饭碗”，作为一种改制的代价，被轻易地“付出” 了，工人阶级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总之，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败，已经并且将继续付出惨重代价，究竟伊于胡底现在还很难说，但历史女神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工人阶级第二次“领导一切”的机会，则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实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第一，敢于向不可能挑战，挖山不止，永不放弃；第二，感动“上帝”，“上帝”（即毛泽东所指的人民）的倾情加入，这才是“移山 ”成功的关键一环。　在“七二0事件”后，李讷及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曾听到毛泽东常吟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开始李讷还以为毛泽东是在感叹被审查的王、关、戚等人，后来才意识到毛泽东是在感叹他自己——很可能，“愚公”毛泽东意识到，在这次“移山”工程中，他无法彻底感动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复，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无法实现了。　如何面对毛泽东的遗产？　文革不是败于1976年，也不是败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彻底否定”，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从那时起，由于意识到工人阶级是分裂的，毛泽东无法给官僚最后的致命一击，文革被迫偏离了它走向彻底民主的目标，而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在中国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民主的机会，至少暂时地失去了，已经“运去”的毛泽东，也无力根本挽回这种局面，实现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遥远的将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的主观条件是成熟的，因为毛泽东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标，但文革的客观条件是不成熟的，官僚的“红色”犹在，“上帝”对毛泽东的努力将信将疑。文革的失败，是毛泽东的失败，也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大众民主的失败，任何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都应该继承毛泽东遗产，完成毛泽东未竟之业，而不是与之一刀两断。　毛和邓没有区别吗？有毛必有邓吗？我看不见得。在我看来，毛和邓的最大区别在于，毛从来不甘于做官僚集团的工具，他一直在以极大的努力来使官僚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以驯服官僚集团这头“巨兽”为目的。但邓却恰恰相反，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不管他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他都不过是官僚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这导致了他两次被毛泽东“打倒”。在文革失败，大众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从政治舞台上暂时退出之后，邓更是别无选择，只能做官僚集团的工具。此后，无论是政治上的“清理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还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会发现，最终和最大的受益者，均是官僚集团，他们不仅依旧大权在握，而且在经济上迅速地富了起来，重新演变成了一个纸醉金迷的高消费阶层。改革开放是以政治民主上的明显倒退（包括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和罢工权的规定，取消西单民主墙）为出发点的，这一点却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毛泽东吧！让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官僚这座“大山”时，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吧！毛泽东已经证明，实现大众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毛泽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不能继续把我们自己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相反，我们只能在毛泽东失败地方继续前进。毛泽东的文革的失败，常常成为许多人怀疑大众民主是否可行的原因，这是荒诞的——难道因为毛泽东也失败了，我们就不再追求民主了吗？　郭松民附言：　这篇文字，是在看了陈永苗先生的《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一文后写下的，我力图对陈文中提出的质疑，做一个总体的回答，在文中，我也集中阐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思考。　在陈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认为有必要原封不动地引在下面—— 　在毛泽东那里，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对立。对此，我心存感激。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如此对皇帝、主权政党和官僚从来没有如此，把他们当作潜在和实在的敌人。这种不顾一切做实验，实现理想的精神，把毛泽东强化到一种化身和象征意义，因此成为民众的神话。这一种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义。几千年以来，底层的最强烈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而这种最深层震撼，可以与只有基督福音传进来，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敌基督者。　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宪政自由主义者”，陈永苗先生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也让我很佩服，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所秉持的主张是真诚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只要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只要能够以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那就不难接近甚至发现历史的真相，就不难从中引出有意义的结论。　　附录：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陈永苗　　　　　　　不管是社会主义理想，还是改革理想，在特权官僚的领导下，都被虚无，推到遥遥无期的彼岸，此岸留给人民的，是专制和腐败，这二者是一个整体，文革专制多腐败限于高层，改革专制略少腐败全面蔓延，是一个总数不变或者上升的过程。单纯结果来看，文革强化了极权的黑暗，而改革同样延续，颈上的扼换成“高科技”的。　从意图来看，文革与改革，都有一个象征彼岸自由与富裕的人物，在人民心中若有若无的毛泽东与虚拟的邓小平，来对党和官僚进行打击和遏制。可是他们同时是专制官僚的总后台，总司令。就像封建时代的皇帝，与官僚阶层又合作，又斗争，可以打击豪强，同时使好强的总后台。　 1945年7月初，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50〕此时谁都跑得没有毛泽东快，然而此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跑得比他还快的，至少是在主观上。　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文革浪漫派回到毛泽东的象征意义，社会主义理想，与改革原教旨主义，回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同样是失败的。从封建皇帝，到邓小平，从来没有成功。　皇帝，毛泽东或邓小平，可能站在人民一边，更可能站在官僚阶层一边，在双方对这种符号资源的争夺中，官僚阶层有压倒性优势。也就是一旦人民打起这个牌，获得更大利益的官僚阶层，而不是人民。按照官僚阶层的牌理出牌，肯定玩不过他，只会输得很惨。例如毛泽东好像非常站在人民一边，可是当诉诸于毛泽东这个符号，更有利于官僚阶层，只有形左才足以霸占权力，可以实右，把权力转化为金钱。即使诉诸于毛泽东再次爆发了革命，那么也会想上一次那样，由新毛马上图穷匕见，转化为新邓。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我一直想对文革浪漫派说的是，用毛泽东这个牌子打邓小平，同样为邓小平所利用。实质意义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个镜子的两个面。我一直想对改革原教旨主义说的是，邓小平这个牌子打毛泽东，同样为毛泽东所利用。　毛泽东有足够的弹性来容纳邓小平，邓小平同样是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的表达。即使可以用毛泽东重来一次，那么将来也必须会重现邓小平，出现腐败。毛泽东在战争中出来来的绝大权威，谁都没有改变，连他自己。再来一个毛泽东，又何用？在很难再出现一个新毛泽东的中国，鼓吹一个毛泽东式政治，根本就缺乏首要条件：世间再无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图，在文革浪漫派看来，可以是美好的，但是连毛泽东都没有实现，那么谁还敢重来一次呢？　如此说来，我必须揭露文革浪漫派心中的狂妄和僭越，他们心中隐隐约约自诩，自己是毛泽东。这种狂妄和僭越，根本没受到压制，即使让文革浪漫派上台，他们只会吓搞，连毛泽东的后更脚跟的碰不到。　当我表达了这个观点，我就可以对邓小平不置一词，因为改革还是邓小平小手在毛泽东的大手中搞，邓小平躲在毛泽东的影子里面，并且把毛泽东处理为影子，这样展开改革的。从文革到改革，二者是政治逻辑是一致的。邓小平并没有骗我们，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可是我们不听他的真话，自己欺骗自己，不顾残酷的现实。　不管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还是邓小平时代的权威主义，有一个根本前提，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无所不在强化。那就是思考一切出路，必须在一个原则之上思考，而这个原则是不容任何质疑的。错误总是别人造成的，自己总是正确的，即使一段时间错误，改正了又是正确的。而是觉得道义就在他身上。拒绝法律，也拒绝高于他们的东西，觉得天理道义就是他们，就在他们身上。这一点被当作绝对律令：是所有人政治思考的前提。总而言之，从来不会考虑到，自己就是万恶之首，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革命一成功，他们自己就成为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的独裁者。人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享受别人的自我克制，另一方面为自己缺乏自我克制而得意。贝卡利亚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束缚他人的契约没有束缚自己，每一个人乐意成为全部世界的中心。　在毛泽东那里，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对立。对此，我心存感激。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如此对皇帝、主权政党和官僚从来没有如此，把他们当作潜在和实在的敌人。这种不顾一切做实验，实现理想的精神，把毛泽东强化到一种化身和象征意义，因此成为民众的神话。这一种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义。几千年以来，底层的最强烈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而这种最深层震撼，可以与只有基督福音传进来，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敌基督者。　当然我并不因为如此，就把毛泽东从这种统治者通知与被统治者的古老矛盾中拯救出来，从罪恶中捞出来洗干净。毛泽东还是沉沦在这种罪里面，但是他试图反抗。就像尼采还是沉沦在西方新而上学的伟大传统中，但是他试图反抗。这种反抗，令我感激，他的失败，令我扼腕，他的残暴，让我痛恨。　为什么要坚持“形左”。就是为了掠夺，没有专政的主权，到那里掠夺？官僚权贵不仅要掠夺财产，还要掠夺人民的名义。例如石油涨价，要说了人民。官僚权贵不会放弃专政的主权。而且要有各种美好的理由掩盖，强化专政的主权。所以不要青红皂白述说美好的理由，例如改革理想，先要看看，这种美好的理由，到底是为了真正的美好，还是为了邪恶。　 1949是一场克拉玛依大火，而改革是在找出口。可是出口已经被领导改革的专制者，腐烂臃肿的身躯堵住。而改革这个意识形态，只是越加恶化这种情形。官僚权贵就是癌症，乃国弱民穷之源也，大国举起的绊脚石。一切的出路，都被挡住。救中国，必须亡专制。　卢森堡对列宁质问过，如何防止革命政党腐败，这种质问不绝如缕。这样的质问有两种指向，一种是为了完善，另外一种是根本性质疑和摧毁。如果堕落是必然的，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挽救的，还有就是原来的路本来就可以改革，不必要这样走极端，那就可以否定掉社会主义极权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必须从1949猪圈的诅咒中走出来，必须删除1949，恢复1911。这么说来，当经历无苦难和无数代价之后，完善之路根本就是错误的，改良并不是对1949年的改良，而是对1911的恢复。终结军政训政，恢复宪政。所以文革浪漫主义的左倾完善肯定是错的。必须有根本的质疑，而且必须排除意识形态对质疑的干扰。

标题：自私的人，狭隘的人，萎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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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200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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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的意义要很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清楚。毛如果稍稍有一点私心，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担心和责任心稍稍弱一点，对待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还有斗志稍稍弱一点，都不会在老迈之年重上井岗山，把一切推倒重来。他写一张大字报，刘就倒了。但是特权阶层已具雏形，特别是高干子女，互为婚娶，跃跃欲试，窥视权力，互相提携，拉帮结派，完全可能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将来谁也无法制衡他们。现在经过苏联垮台事件，应该明白刘代表的党内特权阶层，如任其发展，走上苏联崩溃之路，是迟早的事。毛的预见和担心都是正确的，方法和代价可另议。各种指责很多，但我一一考证下来，发现没有一条站得住。如有人不同意可提出来讨论。历史将吹去蒙在伟人身上的灰尘。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就会自然而然地对毛产生敬意，有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就会理解毛。不管毛晚年犯过什么错误，都掩盖不了他为中华民族重新塑造的不惧怕任何敌人，不惧怕任何苦难的气吞山河的气概和精神。毛使中国人重新拾回了自信，使我们不再忍受新的国耻。我们应世世代代景仰他的功德。向毛泼脏水的人一定是一个自私的人，狭隘的人，萎琐的人

标题：杨振宁携妻子翁帆访台称华人终会做出一流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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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随笔小记

创建于：200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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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携妻子翁帆访台称华人终会做出一流科研本文由倍可亲网友[ 蓝蓝的天 ] 于 2008-7-2 23:22 上贴原文网址：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684889 　　“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中国早期留美数学家。杨振宁所写《父亲与我》一文感动过许多读者，但却少公开提及自己的母亲。他昨天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访问，首度对台湾媒体谈到双亲对他的影响。　　杨振宁表示，他那一代的中国人受到家庭的影响非常大，虽然父亲是新时代的知识人、母亲是旧时代女性，但两者对他同等重要，只是影响的方式不同。　　杨振宁的父亲是学数学的，但不鼓励他念数学。“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但认为数学不够实用。”杨振宁准备报考大学时，原本选择化学系，但自修准备物理时，发现物理更合他的胃口，因此进了物理系。杨振宁说，选择念什么、研究什么，全是出自自己的兴趣喜好与对学术的“品味”。　　由杨振宁所写、妻子翁帆编译的新书《曙光集》，收录杨振宁十一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父亲和我》。杨振宁一至六岁时与父亲分离，他在文中写道要循着父亲的道路前往美国读书时，与父亲在公车站道别的画面。　　“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个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己。” 　　有些书第一句就不懂　　华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已高龄86岁，前晚抵达台湾，30日一早就趋车前往中坜参加“中央大学”举办的“余纪忠讲座”。一整天议程下来，依然神采奕奕，丝毫不露疲态。不时还主动牵起妻子翁帆的手，两人几乎寸步不离。　　与人交谈时，很难察觉他的年龄，即使在晃动的车上访问，他仍保持他一贯的说话节奏，字字分明、思路清晰，发言谨慎，但绝不拖泥带水。　　昨天中午稍事休息一小时，杨振宁准时到“余纪忠讲座”会场报到。他的讲题是“物理与数学的分与合”，即使对理科研究生而言，题目仍嫌枯燥坚硬。　　他秀出一张投影片，告诉满场五百多人。他自娱地说，有些书光看第一页就看不懂；更有些书让人连第一句都看不懂！　　演讲结束，翁帆慢步走上讲台，大方地与与杨振宁站在一起，与簇拥的学生合照，然后一起开心地手牵手前去为诺贝尔大师椅揭幕。这时天空飘起细雨，“小心啊，地滑！”翁帆提醒杨振宁，两人脸上带着笑意，也卸除了大学师生对“大师”两个字的恐惧。　　杨振宁：华人终会做出一流科研　　杨振宁对于华人世界的科学发展，他深表乐观，认为终会做出世界第一流研究。他也谈及父母对他学术生涯及人格养成的影响，言谈不疾不徐，流露中国“文人科学家”兼治中西文化的风范。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你与翁帆(妻)这次回来，觉得台湾哪里不一样了？　　答：我昨晚抵达，还没看到台北哪里不同。假如你要问我台北最大的改变，我会说是因为台湾换了一个“总统”，我想这对台湾的空气、台湾的整个想法，一定会有决定性的变化。不过我还没观察到。　　我对台湾的消息所知不多，但在北京、香港常看华人电视台及杂志，尤其是台湾这两年竞选的经过，我比在美国还多知道一些。　　两岸科学成就是迟早的事　　问：你曾谈过决定科学发展成功的四个要件，现在是否仍持相同意见？　　答：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科技发展的条件，分别是人才、纪律、决心、经济支持。这些条件我今天仍认为非常重要。大陆与台湾现在都非常注意这些条件，而且我觉得这些条件两岸都具备。　　两岸常问的问题是，什么缘故大陆或台湾还没有做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科学研究？我想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建立、学科的发展、前沿题目的寻找并非一两天能够发展出来。　　但长远来看，科学在台湾、大陆是新的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两百年的发展，要追上去是不容易的。但总的来说，两岸的科学的确是有长足的进展，这是值得欣慰的，且两岸科学成就是迟早的事。　　固执前沿研究两岸都有这种人　　问：有人忧心两岸新生代科学家缺乏愿景，你认为呢？　　答：我同意、也不同意。同意，确实有这现象。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与一般人想法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天分、经验与与喜好不同，以现在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些科学领域有很好的经济报酬，对于有些年轻人造成冲击是常有的事。但总有一些人非常的固执走前沿研究，仍想在科学研究方面做些事，这种人两岸都有。　　现在科技领域里许多新发展或许与经济挂帅有关，不一定不好。例如近年来医药科技高速进展，但这方面的研究者是否只为了赚钱？我想也是有，但若能拯救人类生命，我认为这是好事，我鼓励年轻人往这方向发展。　　“中研院”进军世界有很大进步　　问：你认为“中研院”的学术高度在哪里？　　答：“中研院”今天跟我一九八六年第一次来台时已经完全不同，预算、人员、研究所数目都增加好几倍，在前沿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大幅增加。我是念物理的，八六年物理所研究员的兴趣与世界前沿研究有一段距离，当时没能实时跟上世界发展的方向。但今天完全不同，例如近两年国际高温超导有新发展，一种以铁为主的物品可以变成高温超导，“中研院”也能跟上脚步，我知道物理所吴茂昆院士等人很快在这方面进军，表示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　　化学、生物等其它领域也是这样，都有很大的进步。　　问：“中研院”是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你对“中研院”的发展有何看法？　　答：国际科学界的人对台湾高等教育与“中研院”的关系都有所了解，都知道“中研院”对台湾科学发展贡献。台湾科学发展与大陆、德国、苏联类似，由政府支持重点研究单位发展，发展模式与美国研究单位不同。　　我们的模式有好有坏，对一个急速发展的地区，首要之务是要急速追上去，台湾、大陆的模式是比较成功的。　　美国的模式是比较散的，我同意它是“资本主义学术市场”的说法，在已发展的国家会比较好 .

标题：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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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式血型按孟德尔遗传学的法则遗传，A、B、O、AB四种血型从遗传基因看，A型有AA和AO两种基因，B型是BB和BO，O型和AB型各为一种，即OO和AB。父母双方均为A型，且基因都是AA的场合，子女自然只能是A型。如双方父母的基因都是AO，其子女的血型有A型和O型两种可能。一方的基因为AA，另一方为AO的A型父母，则子女的血型是基因为AA或AO的A型。B型的场合完全相同。O型和AB型的父母，子女的遗传基因为AO或BO，即只可能是A或B型的血型。父母均是O型，子女当然也是O型，父母均是AB型血型时，子女的血型有基因为AA的A型、BB的B型以及AB型三种可能。

父母的血型父母的遗传因子子女的遗传因子子女的血型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ＡＯＯ×ＡＯＯＯ，ＡＯＯ，Ａ
ＯＯ×ＡＡＡＯＡ
Ｏ×ＢＯＯ×ＢＯＯＯ，ＢＯＯ，Ｂ
ＯＯ×ＢＢＢＯＢ
Ｏ×ＡＢＯＯ×ＡＢＡＯ，ＢＯＡ，Ｂ
Ａ×ＢＡＯ×ＢＯＯＯ，ＡＯ，ＢＯ，ＡＢＯ，Ａ，Ｂ，ＡＢ
ＡＯ×ＢＢＢＯ，ＡＢＢ，ＡＢ
ＡＡ×ＢＯＡＯ，ＡＢＡ，ＡＢ
ＡＡ×ＢＢＡＢＡＢ
Ａ×ＡＡＯ×ＡＯＯＯ，ＡＯ，ＡＡＯ，Ａ
ＡＯ×ＡＡＡＯ，ＡＡＡ
ＡＡ×ＡＡＡＡＡ
Ｂ×ＢＢＯ×ＢＯＯＯ，ＢＯ，ＢＢＯ，Ｂ
ＢＯ×ＢＢＢＯ，ＢＢＢ
ＢＢ×ＢＢＢＢＢ
Ａ×ＡＢＡＯ×ＡＢＡＯ，ＡＡ，ＢＯ，ＡＢＡ，Ｂ，ＡＢ
ＡＡ×ＡＢＡＡ，ＡＢＡ，ＡＢ
Ｂ×ＡＢＢＯ×ＡＢＡＯ，ＢＯ，ＢＢ，ＡＢＡ，Ｂ，ＡＢ
ＢＢ×ＡＢＢＢ，ＡＢＢ，ＡＢ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ＡＡ，ＢＢ，ＡＢＡ，Ｂ，ＡＢ

A型血：

　　看来有礼貌，很认真，整洁，比较拘谨。整个外表在整体上比较朴素。

　　善于倾听。说话尽量不伤害对方，不多说无谓的话。一件事不解决就不做下一件事。行动经过周详的思考，但没有冲劲。重视气氛。

　　对衣着的潮流很敏感，喜欢打扮，但却不华丽。爱好清洁。强调重点，色彩感受很好。挑选服装时，以色彩为主。

　　B型血:

　　开朗敏捷，善于言辞。与人相处很融洽，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善于掌握对方的心思和行动，能配合对方，进而展开话题。

　　先有行动，才注意到细节。有冲劲，行动多半很夸张。

　　对服装有严谨而卓越的批评眼光，但对自己的穿着不太注意。选择衣服以花样为主。

　　AB型血:

　　使人有与众不同的感觉。神经纤细敏感，富于知性。言辞相当谨慎，决不出错。谈起话来很严厉，主张很强硬。

　　行动缜密，合理，但不顾大局。

　　喜欢呈强烈对比的衣服。对于不调和的衣服认为比较容易搭配。有时穿得很规矩，有时又很邋遢，很极端。选择服饰以色彩为主。

　　O型血:

　　虽然不华丽，但却相当漂亮，给人的感觉很好。整洁，有魄力。

　　能将事实清晰地表达出来。主张强硬，固执己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思考周密，顾全大局，行动有冲劲，朝目标直奔，就能有成就。

　　不喜欢鲜艳的色彩，整洁，穿着正统，对于服装的设计，注重个性。选择服装以花样为主。

第1-10, 共149篇日记[首页][上页][下页][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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